北宋仁宗年间，当时全国最富庶的江浙爆发了饥荒，天下震动，时任杭州知府，正是开创了“万世文正”的范仲淹，可是这位的北宋第一名臣，并没有按照常理去发粮食发银子救灾。

范仲淹先是由官府出钱赞助举办赛龙舟，自己带头在西湖上喝酒，然后又是修缮府邸又是跟杭州各寺庙的主持们厮混在一起，不理政务，搞的各路言官们的弹劾奏疏一封又一封的快马送往了汴梁。

但是在仁宗的支持下，范仲淹一系列的“荒唐式赈灾”反而取了非常好的效果，灾荒之下的杭州不仅没有要粮要补贴，反而能向中央源源不断的输送税赋，支持其他地区。

说起来，范仲淹的救灾思路其实并不复杂，就是分别从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解决灾情，让社会与经济运转起来。

从精神层面上，杭州的赛龙舟就像举办了一场奥运或者亚运会，老百姓能够从竞技运动当中宣泄力量和发泄不满，大幅降低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支持的队伍赢了能扫清一切烦恼，输了则按照惯例花式痛骂中国男足。

而寺庙的兴盛，也同时提供了心灵上的慰藉，通过虚拟世界的成就，麻痹了现实生活中的不满，极大的降低了社会层面的冲突，防止了经济下行期间恶性事件的频发。

至于物质层面，能搞的起龙舟队的，都是杭州有名的地主，龙舟的冠名要花钱，打造龙舟要花钱，雇佣选手要花钱，这些大佬们就像王健林许家印张近东当年一样疯狂的往龙舟队上面砸钱氪装备，养活了上上下下一整条的产业链，解决了大量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修缮府邸类似于棚改，而厮混于寺庙，则是为了劝说这些在杭州垄断了人头税的平台机构通过大兴土木来增加投资扩大就业，通过以工代赈的方式，让更多的年轻人找到工作，解决大灾之后的就业问题。

这一套组合拳下来，不仅解决了大灾之后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的双需求，增强了地方上的税赋收入，最重要的是，拥有大量土地财富的地主，和拥有大量人头税财富的寺庙，在这一轮的消费型救灾过程中，大量消耗了财富，降低了杭州的基尼系数，稳定了社会结构。

而伴随着富户们向市场上注入流动性和提供预期的税赋，范仲淹主导的杭州衙门锁定了收入，也敢于开启大规模的财政政策。

范仲淹的思路很清晰，那就是新能源建设，政府牵头出资大兴水利设施，既解决了大灾之后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又为之后每年的粮食大丰收奠定了基础。

尤其是以工代赈需要付出劳动力，极大的降低了对灾民的甄别成本，把钱都花在了刀刃之上，而且相比于发粮食，范仲淹的货币化支出也增强了当地的消费能力，推动了各行各业的兴盛，借助市场的力量带动了更多的就业。

对此，沈括的《梦溪笔谈》中记录：“两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文正之惠也。……既已恤饥，因之以成就民利，此先生之美泽也。”

税赋重地的杭州迅速从大灾中走出来，开始通过大运河向汴梁输送财税，也使得那几年灾荒遍地的大宋得以迅速恢复元气，大军得以西征拓土。

这就是凭一己之力重新定义了“文正”， 成为万世师表的范仲淹，他的经济政策不去纠结“主义”之争，而是坚持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兼顾了千年之后哈耶克的自由市场与凯恩斯的宏观调控。

决定下半年经济形势的七月会议即将召开，草民们望朝堂诸公，也都能如范文正公一样，带领着中国经济走出低谷，开启新一轮的伟大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