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在美国的操纵下，联合国通过了对新中国制裁禁运的决议，企图将志愿军战士们困死。

封锁让十里洋场的部分奸商大发战争横财，不仅囤货居奇牟取暴利，还通过行贿成为保供单位，把黑心棉、黑心纱、假药、变质的食品卖给了入朝的志愿军。

值此此危难之际，香港商人霍英东冒着“掉脑袋”的风险，组织船队，突破封锁，通过非法的手段，把汽油、铁皮、橡胶、棉花、药品运到了内地，挽救了无数的前线的官兵。

战争结束后，中央政府开始了拉清单，奸商们纷纷被枪毙，受贿的官员纷纷自杀，唯有“非法商人”霍英东受到了表彰，成为了“著名的爱国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历史，跟我们开了一个大玩笑。

72年后的四月上海，一群巴黎贝甜的员工，被疫情困在了老虹井路100号的巴黎贝甜培训中心，他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用培训中心的设备和原材料制作面包来渡过漫长的封锁。

由于培训中心的有一些富裕的原料，受困的员工们把索性把多做出来的糕点平价卖出去。

在一颗青菜能卖上百块的苦涩上海，他们并没有囤货居奇，而是贩卖“55元4种糕点”和“88元5种糕点”的两种平价套餐。

突发的封锁，空荡荡的冰箱，上海同胞们看到了蛋糕，仿佛被困在上甘岭看到了苹果，即使抢到团购也不会一次吃完，而是放在冰箱里慢慢品尝，靠这点甜味，给绝望的生活带来那么一点希望。

可就是这些在黑暗中带来的光明使者们，在疫情结束之后，不仅没有成为霍英东一样的英雄，却遭到了原本属于对奸商和贪官们的清算。

他们被没收当地的监管机构没收了生产蛋糕的“违法生产设备”，并处以十倍于违法所得的58.5万罚款。

可笑啊可笑。

训练有素的员工，进口的烘培设备，高品质的原材料，除了没有拿到“临时批文”之外，巴黎贝甜培训中心的一切，都是上海当时的最高标准，吊打那些临时通过各种路子火线下证的草台班子。

可是，很多打着保供名义拿到护身符的奸商们，却靠卖着腐烂的蔬菜，寄生卵猪肉大发国难财，赚的脑满肠肥却没人管。

这种事情不仅仅出现在上海。

几个月前的西安静默，就在物价飞涨，市民们一菜难求之际，西安的监管部门对那些肆意涨价的根本不管，却把西安唯一一个不涨价的盒马鲜生给查了。

用的也是一个很智障的理由，工作台的鸡蛋没有清洗，明摆着就是告诉你，老子就是要在鸡蛋里面挑骨头。

这些地方的监管部门为什么要揪着巴黎贝甜与盒马鲜生打？

跟当年上海滩打虎一样，有问题的打不了。

能打的都是遵纪守法，凭着良心赚钱的正规公司。

正规的公司不需要像那些草台班子，平日向监管部门输送利益，也不需要花钱去高价购买合法搜刮老百姓的证书。

这就是他们的原罪，就像西游记里，取经四人监管小组对那些替神仙们收香油的妖怪一概放过，但是对车迟国救民于水火的三位大仙往死里揍，搞得一个个身首异处。

为什么今天要写一篇水水的巴黎贝甜？

因为三年的疫情已经在各地的隐秘角落，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只要一爆发疫情，少数手握审批权的基层小吏们，就得以通过放出小妖赚的盆满钵满。

对中央防疫政策层层加码的就是他们，希望对疫情再次降临的也是他们，他们和他们手下的小妖们，就是疫情蔓延的最大受益者。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老百姓想要少受疫情困扰，就要保护那些不愿意赚疫情黑心钱的企业，让他们得以正常的营业，就需要把那些靠疫情赚钱的企业连根拔起，逼着那些给奸商发批条的基层小吏自尽。

否则，就是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