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衔往事》，是三位开国将军的回忆，分别是方强、沈启贤、彭富九。

方强，1912年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工农革命军。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街，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方强被授衔时，任海军副司令员，负责领导海军潜艇、航空兵和院校工作。经苏联驻海军总顾问的推荐，他向彭德怀元帅提出去苏联学习，得到批准。1955年夏，进入苏联海军最高学府伏罗希洛夫海军指挥学院学习。1956年2月13日，由聂荣臻元帅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务院总理及国防部长，在列宁格勒军官之家为驻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进行授勋、授衔。

他回忆道，「我想到了1936年在红军西路军征战的岁月，当时我是红九军的宣传部长，我的军政委陈海松，当时是红军中最年轻的军政委，他在带领我们红九军在河西走廊与敌人大血战时牺牲了。与敌血战时我曾被敌人击伤，军政委陈海松曾下令一个连反冲锋把我从敌人手里夺回来，如今他牺牲了，而我活着。

我想起皖南事变，想起与我同时期参加革命的湖南平江籍的老乡，那次事变，光平江籍营以上干部就牺牲了近百人。

我还想起战争年代，那些曾冒着生命危险支援我们的人民群众，想起1933年当我负重伤后，那些女赤卫队员抬着我，爬了近百里山路把我送到了医院的情景。革命胜利后他们照样还是工人农民，他们是无名的英雄，我们的荣誉和地位是人民群众给予的。光荣属于他们。

更使我难以平静的是每当我看到当年牺牲在战场上我的战友们留下的妻子们，我就难以控制自己的感情。」

沈启贤，1912年生。1930年参加西北军，1936年起义参加陕南抗日义勇军，1937年编入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子少将军衔。

沈启贤被授衔时，任南京军事学院空军系主任。他回忆里写道，「全军实行军衔制的准备工作，中央早在两三年前就已经启动。据说制定各级军衔的评定条件非常严格，将官必须是红军，少将必须是在解放战争期间任正职师长三年以上的指挥员；每个高级干部都要由上级党委做详细的德才鉴定；战功统计也十分认真。1953年南京军事学院党委对我的鉴定，功过都写得非常具体客观。甚至我1951年在志愿军主力部队39军任职参谋长期间，军委电报调我到志愿军总后勤部任参谋长，我因不愿离开战斗部队而回电“请求收回成命”的错误(彭老总在志愿军司令部见到我时只批评了几句，没有给我处分)，也都写上了，现在看到鉴定书深感惭愧。... 由于我不是中央红军，没有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又多年来都被视为旧军人出身，加之我有个性，决不迎合，敢讲真话，敢对上级提意见，因此我一直估计自己只能授大校军衔。当得知被授少将军衔时，我深深感受到党中央对革命者一视同仁的胸怀。」

1955年11月29日，在南京人民大会党，当时的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元帅奉命代表中央，为南京军区(华东地区 )海、陆、空部队、军事机关、军事院校的军官、将官授衔、授勋。

抗战时期新四军司令员、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即解放战争时期的华东军区)司令员、建国初期的国务院外交部部长陈毅元帅，为庆贺解放军实行军衔制，于典礼次日下午，以个人名义在南京饭店宴请被授予将官军衔的老部下。

彭富九，1918年生。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彭富九被授衔时，任总参谋部技术部(后来的总参三部)第一副部长。

1955年9月29日(或28日)，在怀仁堂，周恩来总理为驻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进行授勋、授衔。

彭富九回忆里写道，「我们那批是少将专场，约一二百人，上午9时前进场，对号入座。授衔仪式由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主持并点名，他叫到谁，谁就上台领取证书和勋章。第一位被叫到的是汪东兴。我正随大家一起鼓掌时，没想到第二个就叫到我。我走到主席台上，周恩来总理亲手向我颁发了授衔证书和三枚勋章。返回座位的时候，我看到邓颖超在观众席指着我对身边的人说：你们看，彭富九这个小鬼也成将军了！那年我37岁，在老一辈革命家眼里还是年轻后生。... 被授衔的同时，我们都领到一个写有号码的字条，是到礼堂内的一侧领取将军礼服的凭证。礼服装在一个纸盒里，已经别上了肩章。当晚，我穿着将军礼服，偕妻子周博雅参加了在怀仁堂院子里举行的鸡尾酒宴会，大家都兴高采烈，互相握手庆贺。那天我的妻子格外高兴，因为家里出了两个将军，她的父亲周士第被授予上将军衔，丈夫被授子少将军衔。... 记得李涛同志对我讲过：“如果都按军级授少将军衔，三部的将军太多，总干部部恐怕难通过。”最后的评定结果是，我和其他6位红军时代的同志被授予少将军衔，而其余二十多位老红军分别被授予了校官军衔，甚至个别在基层工作的老红军还被授予了尉官军衔。被授予大校军衔的部分同志在1961年晋升为少将。

有一位叫钟其汉的老红军被授予了尉官军衔。钟其汉是江西人，长征路上冒着枪林弹雨把充电机一直抬到陕北，那部充电机现陈列在军事博物馆供人参观。钟其汉同志能吃苦，工作认真，到延安后积极投入大生产，为改善部队生活做出不少贡献，荣获特等模范称号。进城以后，他自知没有文化，难以适应部队的要求，主动提出转业。后来因他生活困难，我们又重新在部队为他安排了工作，任后勤部门的一个副科长。虽然军衔不高，钟其汉依然忠于职守，认真完成仓库保管工作，既没有怨言也没有什么豪言壮语。

岳丈周士第是黄埔一期的，作风严谨，注重纪律，恪守“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原则，因同为高级干部，所以我们之间也不例外。1955年授衔以后，我们成了一对“翁婿将军”，而关系依然如故。新中国成立后，战备、科研始终贯穿于我的日常工作之中，比战争年代头绪更多，一年到头也难得与他见上一面。我们级别虽有高低，但无隶属关系，偶尔拜访或相遇，双方只谈家事，托对方向熟人问好。周士第知道我单位的性质，所以从来不问我的工作。个别时候部门之间的工作联系需要他出面，周士第也是从办公室给我打电话。回想起来，我们之间唯一的娱乐活动也就是陪妻子回娘家时与他下盘象棋。

文革期间我受到严重冲击，受坏人挑动的军事院校学生把我劫持到军校秘密批斗，家也被抄了。后来，学生们把勋章、肩章、照片等物品还了回来，唯有1955年周总理签发的授衔证书不见踪影。后来得知一名学生在大串联时曾用这份证书冒充是我的孩子。如果他看到这篇文章，希望他能设法还给我，毕竟那是一份珍贵的纪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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