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朋友聊起大模型应用端进展，说效果上还是小厂有优势。

我非常纳闷：大厂主打一个「数据霸权」，如果敢投资源，为什么小厂有优势？——因为我们只能用自研大模型，他们可以用GPT。

大模型之争，评测榜单与论文齐飞，几乎每家都能掏出几个领先指标，当下能力孰优孰劣，还是业务方看的实在。

这个问题，让我想到80年代玉溪卷烟厂技术引进的故事：

1980年初，云南省香烟评吸会上，十多名专家只吸了一口红梅就给出了评语：烟丝质量差，长短不一，烟梗较多，烟叶成熟度不够，缺乏香气，烟纸劣质，薄、脆，一碰就裂......

玉溪卷烟厂厂长褚时健如坐针毡，连忙打了个手势让念评语的评委停下来。他站起身：“谢谢大家，情况确实令人恼火。下次来我们一定争取让各位专家满意。”

1981年，他遍访全国烟厂，听到国外先进卷接机的呼啸印钞声。看着自己手里25年前的老旧设备，褚时健狠吸了一口烟，使劲灭在烟灰缸里：“人家是飞机大炮，我们是小米步枪。”

机器引进，261万天价，需要向政府贷款。面对云南轻工业厅的领导——以及在其支持下的云南烟草老大——昆明卷烟厂，褚时健打出竞争牌：“要给小厂机会，有竞争才能让烟草业整体发展更好”，并给出计算结论——新机启用后，只要短短三四个月，就能还清贷款。

然而新机实施后，产量不到理论值的一半，“还贷梦”即告破产。

排查发现，问题不在机器，而在原料。因为原料不合格，导致机器的质检系统频繁告警停工。

有人建议拆掉原料监控系统恢复生产。褚时健明白，拆了监控，他们将再不能进军高端香烟市场，这是背水之战——“必须保留电子质量监控，这是我们买这台机器的意义。”

那么接下来问题就是——优质原料哪儿来？也要进口？也要动外汇？也要政府批准？

褚时健想起了“广东商人”——那个属于80年代的灰色地带，商人手里有大量的“进口渠道”。和他们交易往左可称“投机倒把”，往右则是“自由贸易搞活经济”。

褚时健大胆进攻，有了这些串换，新产线开机短短两个月后，玉溪卷烟厂便已经赚回了技术升级的全部投资四千多万元。

同时，玉溪纪委以“投机倒把”为名，给了褚时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褚时健没做任何申辩。

玉溪卷烟厂开始大踏步往前了。然而褚时健依然不满足，内部技术改造已经给出结论：追不上，必须成套引进国外产线。这意味着要动外汇，而当年那台261万的设备就是褚时健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争取来的，如果再去争取，而且这次不止261万了，行，还是不行？

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深入。《决定》指出，对于有外汇偿还能力的企业，可以通过申请外汇贷款引进国外先进设备。

即使如此，很多企业害怕风险，不敢要太多贷款。老大哥昆明卷烟厂将自己的额度大幅降到800万美元，贵州卷烟厂甚至放弃了自己的额度。而褚时健的大胆程度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2300万美元。

云南省计委没有人敢批准这一申请。僵持之下，一次，褚时健得知副省长要去参加一个会议，便在其必经之路上蹲点守候，直接拦停汽车，与副省长对话，打出“经济牌”——技术引进之后的巨大利润与对云南省利税的贡献。

最终，副省长让褚时健立下对赌：“保证三年还清外汇贷款，利税每年递增1亿元”，终将云南“举全省之力”集中起来的2300万美元外汇交到褚时健手上。

之后的两年间，褚时健用这笔钱创造了国内烟厂最豪华的设备阵容，玉溪卷烟厂一时豪气干云，傲视同侪。

故事外，找到最核心的一段心法：

褚时健在参观国内一些规模大的烟厂时，心里曾冒出一个问题：“同样的体制，他们怎么就比玉溪卷烟厂要发展得好？”机器设备肯定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国家的扶持。

这一点褚时健很明白，从行政的角度讲，各地都希望自己地域上有一个明星企业，一个代表当地工业形象的企业。这个需求更多是政治上的，而不是经济上的。因为有这个需要，在同类企业共同争取某一项优惠政策时，规模稍大的企业自然会得到政策的倾斜，由此造成企业发展越来越大。 

对于后排企业而言，此时就是谁脑子快、动手快，谁就赢。

《褚时健传》

时代从未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