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利奇才_美国中央情报局科技分局内幕》(1)

著者: [美]杰弗里·T·里彻尔森
译者: 曹化银 周遵友 张帆

本书主要讲CIA科技分局的往事。本来我是当成历史侧影去看的，结果通篇充斥着官僚体系斗争，你要说这不是CIA科技分局，换成任何一个身边能看到的体制内机构或什么企业，那些斗争就再普通不过了。有些鸡肋，抛去办公室政治那一堆，只有不多的有趣内容。

循惯例，方便诸君，提供一个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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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 它也主导了一些科技进步，包括心脏起搏器技术的关键部分已经被应用于医疗和其他用途。

P4 当然，作为一个已经存在40年、力争占据竞争优势的组织，该分局也无法完全避免愚蠢的事情。最值得一提的是，它资助了一项研究，据说一些具有超自然力的人试图在加利福尼亚“观看”苏联军事设施的活动，从而提交有关这些活动的报告。它的一些活动甚至连动物福利联合会的奖项也拿不到。

P17 但是在1949年9月，马施勒得到了一个黄金机会。他对空军气象侦察飞机(由亨利·洛温豪特于1947年推荐的一种探测方法)搜集来的微粒进行的分析导致了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苏联在8月末爆炸了一个核装置，这比中央情报局的预测提前了16个月。

P22 1958年8月，科学情报处的查理·里夫斯开始就在苏联最重要的核能源地区--乌拉尔山地区--已知或可疑苏联原子能地点的附件里采集有关发电站和输送线路的数据。因为工厂裂变材料的产量与消耗电力的数量成正比，所以有关供电的信息可以用来预测核材料的产量。从出现在苏联媒体上的一张有关乌拉尔地区电力系统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中央配电站的照片开始，里夫斯仔细研究了苏联报纸和技术杂志上的103篇文章，4篇代表团出访报告，11份遭返战俘报告，约25张当地照片，还有一些航空摄影作品。结果，1959年4月，里夫斯勾勒出了乌拉尔地区的电力分配网络，确定了向上乌金斯克U-235生产厂、kyshtym钚反应堆和Nizhnyaya Tura不明工厂输送的大约电量。

P22 1953年11月19日晚饭之后，位于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的陆军化学战部队特别行动师的科学家弗兰克·奥尔森正与几位同事共饮橘味白酒。白酒之中已经加人了麦角乙胺(一种致幻药--译者注)。10天之后，奥尔森暴病而亡：这种致幻药是根据悉尼·戈特利布的命令而加入白酒之中的，戈特利布是计划司技术服务参谋部化学处的负责人。

虽然设计设备和方法(窃听器、录音机、伪装武器、伪造证件特别相机和密写技术)是技术服务参谋部的首要工作，但戈特利在奥尔森的白酒里面添加致幻剂并不是开玩笑或出于恶意。他只是在进行实验。

P34 帕沃斯是最有经验的U-2飞行员，曾经圆满完成过27次飞行任务，包括在苏联和中国上空的飞行。飞越丘拉坦上空之后，帕沃斯向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南面的车尔亚宾斯克飞去，下一个主要目标是普列谢茨克。通信情报表明，这里可能是一个洲际弹道导弹基地。

但帕沃斯永远没有到达普列谢茨克：5月1日早晨，比斯尔的特别助理鲍伯·金被电话惊醒，一位值班军官悲痛地重复着“比尔贝利没有回家”的信息。在飞行任务4个半小时之后，帕沃斯正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上空飞行，一枚SA-2防空导弹在70.500英尺的空中爆炸，正好在帕沃斯的飞机后面，--下子使其失去了功能。在1962年交待情况时，帕沃斯回忆道，当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于是抬头看见橘红色的闪光，接着飞机好像在空中分崩离析了一样。他弹了出来，但苏联找到了他和飞机残骸，迫使艾森豪威尔终止了苏联上空的飞行。

P35 虽然5月1日U-2飞机被击落结束了其在苏联上空的飞行，但中央情报局仍然有一笔宝贵的财富：1958年初，一架U-2飞机发现了后来中央情报局确认的以色列“迪摩纳”核反应堆的建筑工地。同年8月份(这时该计划已更名为“高脚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炮轰国民党军队占领的金门、马祖岛屿之后，“C特遣队”的U-2飞机飞到中国上空执行任务，监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动向，没有发现准备渡海作战的迹象。

P57 虽然弗兰克·奥尔森的死亡并非悉尼·戈特利布故意所为，但戈特利布在中央情报局计划暗杀两位外国领导人方面确实发挥了核心作用。1960年9月，戈特利布准备了一个暗杀工具包，内含致命生物制剂、皮下注射针、橡皮手套和薄纱面具，然后把它交给了中央情报局驻利奥波得维尔(金沙萨的旧称--译者注)站站长劳伦斯·德夫林。德夫林已经接到命令，要杀掉当时在联合国监护下的刚果民族主义领袖帕特里斯·卢蒙巴。来自艾伦·杜勒斯的一封电报称：“我们得出结论，除掉他必须是首要的紧急目标。”卢蒙巴是被杀掉了，但不是中央情报局干的。德夫林从未执行这项任务，虽然他可能已经意识到比利时特工的计划。这次暗杀有可能真地是由这些比利时特工干的。

当年早些时候，已经成为主管计划的副局长的理查德·比斯尔要求戈特利布对暗杀技术进行研究。比斯尔对除掉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可能性尤其感兴趣。

在肯尼迪清除卡斯特罗和苏联在古巴的影响的强烈渴望之下比斯尔的兴趣一直持续到了肯尼迪时期。从1960年直到1965年，至少有8个要卡斯特罗命的阴谋。其中一些并不具科学性，只不过使用机枪和子弹而已。其他阴谋依靠技术服务处。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孙子、1960年秋和初冬任技术服务处处长的科尼利厄斯·罗斯福后来告诉中央情报局的总检察长，考虑用注射用贝类毒素、液态细菌材料、细菌感染过的香烟或雪茄、用细菌处理过的手帕。鉴于卡斯特罗经常喝茶、咖啡或肉汤，他记得当时最好的方法是液态细菌。

尽管有这个结论，技术服务处还是于1961年1月向安全处处长谢菲尔德·爱德华兹提供了肉毒杆菌毒素药片。然而，当爱德华兹将一个药片投入一杯水中时，它甚至没有解体，更别提溶化。1961年2月，技术服务处向爱德华兹提供了一包新的药片，并确保这种药有致命效果，虽然这种保证是否合理并不清楚，爱德华兹又把它们转交给了迈阿密的匪徒约翰尼·罗塞利，罗塞利已被招募为中间人。当月晚些时候，或次月初，罗塞利告诉中央情报局，药片已经转交给了卡斯特罗随从中的一个人。这个人答应帮助杀掉卡斯特罗，但后来失去了这份工作，无法接触卡斯特罗，于是将药片又返还给了他们。

另一场阴谋让律师詹姆斯·B·杜诺万送给潜水爱好者卡斯特罗一件紧身潜水衣。这位律师负责与卡斯特罗谈判释放猪湾事件中被捕的囚犯。技术服务处购买了一件潜水衣，然后用肺结核杆菌处理了呼吸设备，用菌类孢予处理了紧身衣，能够导致一种叫做足分支菌病的慢性皮肤病。但是杜诺万给出了一件自己的紧身衣，中央情报局则毁掉了已被感染的紧身衣。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