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利奇才_美国中央情报局科技分局内幕》(8)

著者: [美]杰弗里·T·里彻尔森
译者: 曹化银 周遵友 张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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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79 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在大使馆里的监听活动确实获得过些珍贵的情报。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他们在莫斯科部署代号为“侧面”的行动，监听到苏联政治局委员的电话交谈内容。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主席尼克莱·波德戈尔内、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等政治局委员坐在轿车上，行驶在莫斯科周围，彼此通过电话讨论事情。在中央情报局兰利总部几英里处，有一个特殊的情报站，苏联领导人的谈话内容就被传送到那里。

原来，苏联根本就没有改变通讯频率或者加密，只要将谈话翻译过来即可。1971年，专栏作家杰克·安德森揭露了美国的这个行动，苏联这才开始对轿车上的电话通讯加密以堵塞漏洞。尽管如此，美国还是窃听和破译了勃列日涅夫和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在《战略武器限制条约I》刚刚签署之后的谈话内容：格列奇科向勃列日涅夫保证，苏联研制中的重型SS-11导弹能够放进轻型SS-11导弹发射管。根据美苏条约，这样做是允许的。

总的来说，代号为“伽马古皮”行动所搜集的情报没有引起什么轰动。据一位曾参与该行动的情报官员称，中央情报局“没有得到类似苏联人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情报。他们窃听到的不过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勃列日涅夫的健康状况啦，可能还有波德戈尔内的性生活啦。”他还说，这次行动“使我们得到有关苏联领导人性格方面非常宝贵的情报”。

1973年5月下旬，美国在中国建立了联络办公室，中央情报局情报站站长李洁明在北京设立了轿车流动情报站，窃听在人民大会堂和中南海举行的高层会议。中南海是一座深宅大院，为中国政府所在地。后来，先进的窃听装置通过外交邮袋带进北京，安装在联络办公室的房顶上。该装置用以监测中国的飞机起飞状况、窃听军事和民用通讯信息。在联络办公室成立之前，如果他们通过监测发现各省飞机频繁到达北京，就能判定中央委员会即将召开会议。

P287 地。1971年7月，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给周恩来带去了关于苏联部队在中国边境的通信情报和高分辨率卫星图像，周恩来欣然接受。他还先后三次向中国提供过这种情报：第-次是1971年10月，基辛格再次访华：第二次是1971年12月，在曼哈顿的中央情报局密室里；第三次是1973年11月，还是在北京。

基辛格和尼克松曾于70年代初先后访华，与其说为中美共享情报提供了机会，倒不如说提供了搜集情报的机会。电子情报处在此期间收到理查德·赫尔姆斯办公室的询问，因为他们希望美国领导人的访华能给他们带来搜集信号情报的机会。电子情报处“秘密电子情报小组”探讨了在飞机和行李中安装秘密窃听仪器的可能性。但是，基辛格最终否定了这种秘密搜集方案，整个计划就此作罢。

他们又想出一个替代方案，那就是同中国人合作，监视共同的敌人苏联。据威廉·南斯说，中央情报局一直忙于在远东寻找一个监听情报站，与土耳其和伊朗的情报站遥相呼应。他分析了中国境内可能建立情报站的地点，这些地点是否开阔，地平线有多远，能够监控到导弹试验的哪一部分。他们对新疆地区的某些地点特别感兴趣，因为在这里天线能够从大山峡口监听信号。万斯将这项工作交给时任电子情报处副处长的詹姆斯·赫什。

1975年9月，美国才将这个计划告诉中国政府。在基辛格和中国外交部长乔冠华从北京机场回城的路上，基辛格告诉乔冠华，他想向邓小平提出一项非常敏感的情报共享计划。基辛格解释说，因为美国非常关心坐落在塞米巴拉金斯克的苏联URDF-3基地，希望在中国西部山区建立一个联合地震和电子情报基地。毫无疑问，苏联在丘拉坦和萨里沙甘的基地也是基辛格向中国提出请求的理由。不料，邓小平第二天会见基辛格时，第一件事就是拒绝了美方的这一请求。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