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过收集和分析政策执行后的数据反馈，政府可以及时了解政策效果，发现潜在问题，并据此进行政策的动态调整和优化，进一步提升政府治理水平，更好地服务于高质量发展

数据要素是创新的重要源泉。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是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创新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植根于对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深刻理解的土壤之中。创新是在对现有规律深入洞察的基础上，运用创造性思维，提出新的理论和解决方案。这要求首先要积累尽可能多的资料，进行系统分析，从而揭示科学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孕育新的理论。在数字经济时代，各行各业每时每刻都在产生大量数据，这为创新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通过运用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算法等分析技术，可以高效地对多源异构的海量数据进行整合、清洗与分析。这不仅有助于总结已有的生产规律，优化现有资源和活动，实现降本增效；更有助于从数据中发现新规律，提出新想法、新理论和新技术，实现创新突破。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驱动型创新将成为创新的重要形式，这种创新模式有助于产生从0到1的技术创新，更容易催生颠覆式、革命性的新技术。此外，通过收集、分析新技术应用效果的数据，还有助于对创新成效进行快速全面评估，帮助筛选出具有更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创新技术，加快技术创新的步伐。

数据要素能够引领其他要素进行创新性配置。与土地、资本等其他传统生产要素相比，数据要素能够突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能够以极低的调整成本进行优化组合。通过构建统一的数据底座，打通数据流通的“孤岛”，可以实现数据在生产各环节的快速流通和无缝衔接。数据的快速流动性保证它可以以更快的速度响应市场变化、参与生产过程，从而带动其他生产要素进行优化配置，大幅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此外，数据要素具有非竞争性的特点，在与其他要素融合的过程中不仅不会被损耗，还可以从融合过程中得到进一步补充。这使得数据要素可以被循环利用，持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强化了对其他生产要素的引领作用。

数据要素是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一方面，数据要素催生了以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算力经济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形态，实现了产业结构形态的跃升。以平台经济为例，作为数字经济时代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它以数据作为关键投入要素，通过连接双边或多边主体，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了产业的跨界融通发展。目前，平台经济已经成为创新的重要主体。数据显示，2020至2022年我国市值排名前10位的平台企业累计研发投入超5000亿元，年均增速达15%；2020年全球互联网领域发明专利数前十名中，我国企业占比达到四成。此外，平台经济也是数字经济时代吸纳就业的重要力量，创造了大量灵活就业岗位，有助于缓解就业压力。另一方面，数据要素具有高度渗透性和融合性，通过赋能千行百业，推动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以工业互联网为例，它通过充分运用数字技术，发挥数据要素的叠加倍增功能，推动数据要素与其他生产要素、数字技术与业务环节的一体融合，推动全流程全环节的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因此，在数字经济的时代背景下，数据要素的赋能效应是否能够得到充分释放，对产业转型升级具有决定性影响。

数据要素能够提升政府治理能力。随着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发展，数据要素已成为政府提升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为政府治理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方法，提高了治理效率和透明度。充分利用数据要素能够使政府实时、准确地掌握全域信息，在面对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情况时，能够迅速协调各方资源，执行应急预案，减少危机的影响。通过运用数字技术，政府可以实现对海量公共数据的实时分析和智能处理，识别模式、预测趋势，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确保政策的精确度和前瞻性，避免资源浪费和决策失误。数据要素对政府治理的提升效果还体现在政策实施的评估与反馈环节。通过收集和分析政策执行后的数据反馈，政府可以及时了解政策效果，发现潜在问题，并据此进行政策的动态调整和优化，进一步提升政府治理水平，更好地服务于高质量发展。

我国具有巨大的数据要素红利，这是我们发挥数据要素赋能效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首先，超大规模市场所产生的海量数据资源，是我国数据红利的基础条件。我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的国家，产业活动多样频繁；我国拥有超过14亿人口，具有庞大的国内市场需求和消费潜力。广泛而丰富的经济场景为数据的产生和应用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促进了数据量的快速增长。《数字中国发展报告》显示，2023年我国数据生产总量达32.85ZB（泽字节），同比增长22.4%；移动互联网接入总流量为0.27ZB，同比增长15.2%；月户均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达16.85GB/户·月，同比增长10.9%。在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上，截至2023年底，我国算力总规模达到230EFLOPS（即每秒230百亿亿次浮点运算），居全球第二位，算力总规模近5年年均增速近30%；全国累计建成国家级超算中心14个，全国在用超大型和大型数据中心达633个。随着我国数据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数据技术的飞速迭代发展，数据应用场景更加丰富多样，我国数据资源的总量还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其次，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数据要素的开发和利用，这是我国开发数据红利的制度优势。2022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数据二十条”），从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等四个方面，对构建我国数据基础制度进行了全面部署。2023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明确要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体系“两大基础”，加快提升数据资源规模和质量，有效释放数据要素价值。2023年10月国家数据局挂牌成立，从国家层面协调推进数据基础制度建设，统筹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和开发利用。《“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等具体政策的出台，为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乘数效应，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政策指引。各地区各部门积极开展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据资源登记、企业数据资产入表等探索实践，加快推动数据要素价值化过程。截至2023年底，全国已有数十个省市上线公共数据运营平台，有二十多个省市成立了专门的数据交易机构。

为更好地发挥数据要素作用，我们应高度重视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健全数据基础制度。建立健全数据产权制度，建立数据要素收益分配机制。根据数据要素的特点，制定科学合理的交易规则，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充分调动市场各参与主体的积极性，引导、培育专业化、市场化的数据要素经营主体，以专业化服务提升数据市场效率。提升数据要素场内交易的比例，提高数据市场的活跃度，推动数据市场繁荣发展。鼓励各地在数据确权、流通、交易等方面进行有益探索，对成功经验进行总结与推广。

完善数据基础设施。继续大力推进5G基站建设，加强6G研发，扩大千兆光纤覆盖范围，推动网络基础设施优化升级。加强顶层设计，优化算力资源空间布局，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提高算力使用效率，满足日益增长的数据处理需求。加强数据基础设施的安全保障，建立完备的网络基础设施保护和网络数据安全体系，提升安全管理水平，确保数据安全与隐私。加强前瞻布局，高度重视原创性、颠覆性数字科技创新，夯实数据利用的技术底座。

提高数据交易国际话语权。进一步深化国际合作，通过双边、多边协定，推动形成公正合理的国际数据交易秩序。积极参与数据交易国际规则的制定，提升我国在全球数字治理中的国际话语权，为全球数据的流动与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健全数据跨境流动法律法规，完善数据保护制度，促进数据跨境安全有序流动。鼓励国内经营主体合理合法利用国际数据交易规则，降低跨国经营的合规成本，提升我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

来源： 《人民政协报》（2024年07月29日 第5版）

作者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特约研究员，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