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企数字化转型是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中最复杂而艰涩的样本。以阿里云智能集团副总裁、产品解决方案部总经理霍嘉的话来说,「坦白讲,今天在中国发生的数字化转型,只能说大部分才刚刚开始,离结束还早得很,而且有两轮技术的叠加」。最初的政企数字化转型,是从以流程驱动为核心的信息化开始的——说的更简单一点,即业务的在线化。但国内政企普遍规模庞大,业务线广而复杂,每个业务都有自己独立的系统,这导致了政企数字化中「烟囱林立」的现象。由于政企部门业务的敏感性,这种数字化需要高度的定制化,这也导致 IT 建设负担沉重。而当数字化转型从信息化时代进入数据驱动时代,政企围绕「数据」进行核心业务的「再造」。这个过程,大量数据中台先后出现。但数据驱动本质上并未解决数据在各个业务烟囱之间相互隔离的矛盾,数据中台与业务并没有紧密结合。眼下的大模型则是数字化转型迎来的第三轮技术浪潮,与上一轮「数据驱动」浪潮并行。大模型让人可以直接与数据、机器互动,天然带有靠近业务的特征,其最大的价值之一就在于和业务场景的融合,以颠覆旧的业务形态,而这也更接近数字化转型本身所追逐的本质。对大模型价值的审视或许是中国企业在多年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第一次集体性的回过头来认真度量和理解自己的业务——数字化转型不是结果,而是解决业务问题的手段。「最终目的还是业务场景。我们跟很多客户谈的时候,会发现有的时候大家会把手段跟目的给弄混掉」,阿里云智能集团副总裁、解决方案研发部总经理曾震宇表示,「先明确要解决的问题,再看用什么方式解决。这个解决的过程可能就叫数字化转型的过程。如果说业务场景不想清楚就要做数字化转型,往往这种项目做到后面大家都会很吃力,因为不知道到底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阿里云智能集团副总裁、解决方案研发部总经理曾震宇大模型的巨大潜力,让政企看到了对自身业务甚至重新梳理整个企业组织结构的价值。这也让大模型技术能够成为政企数字化转型得以跳出一场场为数据所困的小范围局部战争的契机。但政企在有了充分借助大模型来实现自身数字化转型的需求之后,面临的仍然是一个严峻的局面。